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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《陶庵梦忆》中有多少亡国之痛?
  • 时间:2019-04-19 12:52 来源:网络整理 作者:采集侠
  • 张岱在《史阙》中说:“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,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,故摹写不遗余力。若在汴京,未必作此。乃知繁华富贵,过去便堪入画,当年正不足观。嗟乎!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富丽,又谁念故都风物,择端此图,即谓忠简(宗泽谥忠简)《请回銮表》可也。”张岱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看到了张择端的怀念故国之思,这画现在谁都能看到复制品,不知有哪位能看到故国之思。其实看不出来也无妨,因为据专家考证,张择端作此画时,北宋还没有亡。

    现在《陶庵梦忆》(下简称《梦忆》,其实此书的本名就叫《梦忆》)已经被评论家认定是明亡之后的作品,甚至有人据此说,既然这些散文作于清代,那么就应该划入清代的文学史。于是一个用回忆往日繁华来寄托亡国之痛、忏悔旧日荒唐的形象便渐渐成型,而阅读者也往往被动地接受了这一形象,虽然读起《梦忆》的感觉完全是另一回事:如果真有人能从《王月生》《柳敬亭说书》等名篇中能体会到张岱的“痛”和“悔”,那也是稀如星凤了。能读出来的是奇人,读不出来的也不必着急,因为这些文章中根本就没有什么“痛”和“悔”;没有也不能怪张岱,因为他写这些文章时明朝还没有亡。

    但张岱的《梦忆》和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究竟还不一样,因为张岱在《梦忆自序》中如是说:“饥饿之馀,好弄笔墨”,“鸡鸣枕上,夜气方回,因想余生平,繁华靡丽,过眼皆空,五十年来,总成一梦”,“遥思往事,忆即书之,持向佛前,一一忏悔”。这不明明白白地说明,《梦忆》就是张岱在逃亡流离的日子里追忆往昔而写成的么?而且他谈《清明上河图》说的“繁华富贵,过去便堪入画,当年正不足观”,不正是谈自己《梦忆》的创作体验么?

    依我的鄙见:张岱说的不可不信,也未可全信。可信的是,《梦忆》中有的文章确是明亡后所写;不可全信,则是因为《梦忆》中有大量明亡之前的旧作,只是在张岱心里已经注入了别样的情感。

    《梦忆自序》写于顺治三年。顺治二年,弘光小朝廷覆亡,在是年秋九月之前,张岱参加了鲁王朱以海的抗清政权,奔波于浙东各地。至年底,他见事不可为,才彻底脱离鲁王政权,入山隐居,此为流亡生活之始。他先是隐居于绍兴西南百余里的越王峥,后来行迹为人发觉,又逃往剡中。除去往来奔波,他能安安静静坐着挨饿的时间顶多也就十个月左右,而其间《石匮书》的写作最少也要占去一半光阴。张岱在不足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二百多篇高水平的散文,这是做梦也梦不到的奇迹。而且,他在五十岁时“井喷”出晚明最灿烂的小品之花,那么五十岁之前干什么了?他写的东西哪去了?所以把《梦忆》的创作全部归于顺治三年,或是由于没有认真阅读《梦忆》,或者是对《自序》的误读。

    张岱从来没有说《梦忆》中的文章全是明亡后所写,而且他也并不掩饰明亡前旧作的写作时间。如卷三《南镇祈梦》作于十六岁,卷三《丝社》中的小檄作于二十二岁稍后,卷三《斗鸡社》中提到的“檄”写于二十六岁(本篇实为此檄之小序),卷二《表胜庵》的启文写于二十九岁之前,卷八《露兄》写于三十七岁,卷三《龙喷池》中的“铭”作于四十三岁(铭前文字是叙其缘起),卷八《闰元宵》中的《张灯致语》写于四十四岁,卷六《水浒牌》的缘起和卷八《合采牌》中的“叙”不知作于何年月,但肯定是在明亡之前。这九篇多为骈体和游戏文字,而谁也不会相信:《梦忆》中明亡前的旧文只有骈体而不收散体。

    《新校注陶庵梦忆》, [明]张岱著,[清]王文诰评,栾保群校注,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2019年2月出版。

    那么《梦忆》中还有哪些文章作于鼎革之前呢?其实不难判断,因为《梦忆》中有不少文章是在同一时段内写成的一组文章,只要找到一篇的写作年代,其他就自然归类了。但张岱故作狡狯,把这些文章打散,“不次岁月”,“不分门类”,让读者有一种错觉,好像全是在深山中随想随写,想到什么写什么。好在张岱爱惜皮毛,不肯对旧文随便改动,总是留下或时间,或地点,或风格的痕迹。我不会写考据论文,却偏有妄测之习,也摸索出一些“民科”级的妄测之法,下面就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略呈鄙见,限于篇幅,不多举证,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下《梦忆》诸篇的大致写作年代。

    (一)《梦忆》中有不少摹习竟陵派,具体地说是摹习刘同人《帝京景物略》风格的篇什。这些文章主要是写园林小景的,如卷一《筠芝亭》《砎园》,卷二《梅花书屋》《不二斋》《岣嵝山房》,卷七《山艇子》《愚公谷》,卷八《巘花阁》等。崇祯八年,刘侗的《帝京景物略》刊行,一时名噪海内,张岱对刘同人的倾心,我在别处已经专门谈了,此处略过。只说《帝京景物略》的文章古奥幽深、字锤句炼,刘侗和于奕正关在南京的屋里写了一年,心血为枯,刊出不久就相继辞世。那么张岱在颠沛流离中有这样的闲暇和心境来字锤句炼么?最主要的是,五十岁的张岱已经在散文创作中达到随心所欲的成熟境界,他还会去模仿别人么?窃以为上举诸篇,甚至可以扩展到其他风格的园林小品,全是鼎革前的旧作,具体些说,以崇祯十年左右的作品为多。

    (二)从文章中对所写人物的态度,可以判定有些篇不可能是顺治三年所写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卷八的《阮圆海戏》。阮大铖早年投机东林,被逐出后又投靠阉党,名列逆案,从此与东林为仇。张岱与他结交是在崇祯十一年,交集点是对阮大铖戏剧才华的欣赏。但在南明弘光时,正如张岱在《石匮书后集》中所说,阮大铖“在先帝时每思辨雪逆案,蓄毒未发;至北变后,遂若出柙之虎,咆哮无忌”。弘光亡后,到张岱写《梦忆序》的时候,阮大铖不仅是南明亡国的罪魁祸首,而且是卖身投降的汉奸,人人恨不得生嚼其肉的国贼。马士英流窜浙东,张岱曾亲自领兵要去杀他;阮是马的谋主,比马还要阴毒,如果张岱遇到这位“故识”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回过头再看《阮圆海戏》,那样的文章能在此时写出来么?文章中只有一句“诋毁东林,辩宥魏党”,对他祸国投敌一字不提,这像是张岱么?与此相类的还有卷四《牛首山打猎》一篇,这里涉及的人物有南明时先与马士英为一党,后又开门降清的赵之龙,对这样的一个民族败类,张岱会在此时把他添上一笔么?即使是张岱那些描写正面人物的文章也存在着这样的疑问。如卷八《王月生》,张岱结识王月生是在崇祯十一年,此后王月生先后为孙武公、蔡香君所占有。崇祯十五年,张献忠攻陷庐州,月生的结局虽然传闻不一,但惨死的消息是确实的,而且事过四年,张岱不可能没有风闻。张岱在《朱楚生》一文中尚且有一句“劳心忡忡,终以情死”的叹息,难道王月生就不值得补上一叹?与月生同为“行情人”的柳敬亭不仅会说书,在南明政局中也扮演过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,他在左良玉幕中时曾往来于驻地与金陵之间,站在正直士大夫一面与马阮奸党角斗。那么如果《柳麻子说书》一篇写在明亡之后,是不是也应该为柳麻子多加上些光彩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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